对于我们这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来说，最熟悉的流行语莫过于七八十年代的所谓“老头子参军假积极”、“政治骗子”、“捞稻草者”等等。这类新词语的出现和流行，一方面反映了在那个时其不少党员和干部是虚假货，是靠做表面文章靠显摆招摇发迹上位的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对这种人的鄙视和憎恶。在那种大的社会背景下，“假积极”、“自私自利”、“政治投机分子″是最沉重的恶名帽子，人人惧之避之，生怕与之有丝毫关联。正是由于这种原因，也给我们这代人心灵上留下了烙痕，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，形成了一代人的性格通病一一不敢表现，怕被议论。也正是这种性格的缺失，给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悔恨和遗憾。
积极要求进步，努力向党组织靠拢，本来是一件光荣而自豪的事，也是一种光明进取的行为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却很少有人能敢大张旗鼓、公开张扬地表现出来，原因是怕被冠上“假积极”、“捞稻草”的臭名。我是1982年初留校工作的，二十多岁的年龄正是乐学思进的黄金时期，因此除了专业方面的刻苦努力外，政治上也不甘寂寞。那时每每看到我们中文系组织党员学习或活动，心里总是有一种热乎乎的萌动，对党组织的那种敬仰和对党员的那种羡慕，都是由衷而生，渐渐地也就产生了要加入党组织的念头。这个想法对我来说可算是一种胆大妄想，自己条件够吗，我不清楚；当时的发展指标有限，许多比我资历老的同志都还未能解决，我还真有点自不量力。但那种火一样的激情无法按捺，一直在心里不断燃烧，难以自已。可这种想法当时不敢向任何人透漏，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表达了。这种压抑一直持续到1984年的暑假，实在受不了啦，就在大多数同事放假回家休息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躲在当时的单身教工宿舍里，花了整整三个晚上偷偷地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，用四百字的方格纸誊抄一遍后，工工整整地叠好，藏掖在枕头下面，害怕被别人看见。直到9月份开学后，我经过反复斟酌思量，多次暗中给自己加油鼓劲后才决定把申请书拿出来交给组织。那时孙寿眉同志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总支书记，我想一定要亲手把申请书交给他，绝不能交给别人或让人代转，这一是为了保密，二是表示诚意。但事情总不凑巧，我每次去书记办公室时，不是中文系的领导们在议工作，就是有其他的老师在找书记谈事情，总是碰不到无人的机会。偷偷摸摸地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多月，始终没能递交上去。时间一长，原本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申请书在裤兜里被揉搓得卷了四角起了皱折。望 着破皱的纸张，我十分失落和低沉，心想若是这样把东西交上去，本身这就是对党组织的一种不认真、不严肃、不尊重。于是我又找了一个晚上，趁没人时把入党申请书重抄了第二遍，使之焕然一新。接受上一回的教训，纸张放在下面裤兜里容易被破损，这次改放在褂子(中山装)的上兜里，心想这次必定保险了，就算放两个月也不会皱损。此后，我又开始了一次次地去书记办公室侦探，再次寻找无人时机。不知什么原因总是机不可遇，又接连十多天不是书记不在，就是有其他人同在，毫无办法只能委屈我的申请书呆在衣兜里耐心等待着。千想万虑，怎么也没想到，星期天一大早，我夫人趁空洗衣服，看到我挂在床头的上衣，随手就给扔在洗衣盆里，因为她知道我有个习惯，平时上衣兜里从不放东西，故未作任何检查就泡洗起来。天哪，谁能料到她的勤快却给我带来了麻烦，帮了我的倒忙。等我发现时，一切为时已晚矣！面对现实，有火不能发，除了生闷气还是生闷气，因为我是背着她偷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；除了懊恼还是懊恼，怎么就这么长时间还没递交上去？心里一遍遍咒骂自己，一个字是笨，二个字是笨蛋，三个字是大笨蛋。
一边生气懊恼，一边我还不敢久停，立即把浸泡了的申请书小心翼翼地一张张趁湿揭开，随之又一字一句地誊写了第三遍。这回可不再等了，当天晚上我就改变了战略，不再去书记办公室等机会了，而是趁晚直接送到老东院孙寿眉书记的家里，方才费尽周折，“艰难”地完成了我人生大愿。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！
往事难忘，时时催人醒，敬业奋进；
初心不改，步步跟党走，坚定不移！
退休党委党委书记 车先俊